杨笃的修志实践与理论贡献
山西省地方志学会会长、《山西地方志史》作者 刘益令
刘益令系统梳理了杨笃的修志成就与理论创见。他介绍，杨笃一生纂修、参订州县志书12部。在光绪《山西通志》陷入经费拮据、主纂离散的困境中，杨笃独撑大局，最终完成这部被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誉为“可为他省志书之准绳”的经典志书。
他表示，在方志理论层面，杨笃不拘成法、自创体例，志书架构从早期“表、志、传、记”四体，逐步演进为《山西通志》“图、谱、考、略、记、录”六门体系。他将“计里画方”明确为修志制图的科学标准，主张金石门类单列存史、各条目设“小引”阐明宗旨，始终秉持“有裨实用”的修志原则，将金石考据与史地研究融入编纂，是清代“学以致用”修志路径的重要践行者。
杨笃对方志理论的贡献
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复旦大学资深教授 葛剑雄
葛剑雄以杨笃的方志思想为核心，通过与谭其骧的现代方志理论对照，论证杨笃学术观点的超前性与历史价值。他指出，杨笃在百余年前便明确提出“志非史也”，主张方志兼顾自然与社会两大记述维度，突破了传统“志即是史”的认知局限。
葛剑雄强调，杨笃提倡“详今略古”的修志原则，重视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，尤其推崇“计里画方”的科学制图方法，要求方志地图具备量化比例标准，极大提升了传统方志的科学性与实用性。这一系列理论主张，与谭其骧后来提出的“地方史志不可偏废”等修志理念高度契合。
葛剑雄表示，杨笃的修志实践印证了方志应兼具地理精准性与社会全面性，这一思想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推动新时代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。
杨笃诗歌赏鉴
中国作家协会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委员会副主任 李晓东
李晓东从文学史地位、表现领域、艺术风格与诗人性格四个维度，对杨笃诗歌的价值与特色作了专题赏鉴。他指出，杨笃诗作显示出从古体诗词向近代诗词转型的鲜明特征：漫成长句、以口语入词、吸收民间韵式、以新词入诗。
题材上，李晓东认为，方志学家的身份使杨笃诗作兼具史识与现实感。杨笃遍咏三晋及塞北山河风物，吟咏重心落在三晋故里，其中亦有涉及并州(太原)的酬唱抒怀之作，留下“长安不易居，并州期再到”“曾闻旷世叹奇才，并州一面真绝倒”等名句；同时以《鄂吟》组诗直面民生弊政，兼具白居易新乐府的现实主义风骨，题材还涵盖怀古咏怀、山水田园、日常亲情与交游酬唱等多元内容。
李晓东还指出，杨笃诗风深沉与激越并见，善以景抒怀、情感真挚，语言浅白少典。杨笃喜交友、性沉郁、身多病而爱饮酒，这些性格特质亦在诗中多有投射。
杨笃在“潘祖荫盂鼎释文项目”中的作用和贡献
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、碑帖版本与书法史论专家 仲威
仲威以上海图书馆藏《潘祖荫友朋品评盂鼎释文册》为线索，揭示了杨笃在晚清金石学界的地位与贡献。
他在发言中还原了大盂鼎的收藏始末：道光初年陕西出土，左宗棠为报潘祖荫救命之恩购鼎相赠，因学界对真伪存疑，经陈介祺力劝、吴大澂实地验真，于同治十三年入藏潘府。潘祖荫长期邀约金石学者开展铭文考释，该释文册即为此项工作的实物遗存。册中开篇为陈介祺释文，其后诸家考释题跋里，杨笃之作位列首位，足见潘祖荫对其学术功底的高度认可。
仲威还梳理了杨笃与潘祖荫的金石交谊：同治四年会试潘祖荫为考官，赏识杨笃的经史与金石功底，此后二人多有学术往来。潘祖荫举荐杨笃主讲书院，搜集整理山西金石文献亦倚重其才，并仿阮元赞誉张穆之语，誉其为“山右硕儒”。
“实学”传薪火 “定例”启后人
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杨笃评传》作者 郝岳才
郝岳才结合自身20余年寻访研究与《杨笃评传》的撰写经历，系统阐释了杨笃的学术贡献、精神品格与时代价值。
他指出，杨笃是“经世致用”实学思想的积极践行者，其学术兼具朴学根基、史地视野与金石考据之功，尤以方志纂修成就卓著。杨笃毕生倾注方志事业，尤以光绪《山西通志》享誉学界，形成体例创新、求真求实、讲求实用的修志理论。
郝岳才总结，杨笃具有敢于担当、甘守清贫、淡泊名利、鞠躬尽瘁的品格：在《山西通志》纂修陷入困境时，他主动担起总纂职责，倾其家财维系修志，力保这部名志最终修成。在时代价值层面，杨笃的修志体例成为民国山西修志的“定例”；其手订《山右金石记》有力推动了山西金石学发展，后世大量金石著述赓续其研究路径。他的治学理念还深远影响了方志、金石、书法等领域，使学术文脉代代传承。
郝岳才建议，在国家层面设立“杨笃地方志奖”，在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专设“杨笃方志文献馆”，以传承文脉、激励后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