坊传，曾有一条从西北乾位到东南巽位，斜贯太原全域的45°轴线，承载着古时并州的山川形胜与风水文脉。这条神秘的轴线是否真实存在？它是自然形成，还是刻意而为？还需从古晋阳城的灭失、宋太原城的兴建，以及明太原城的展筑说起。
唐时，是为李渊起兵处、武后枌榆地，古晋阳城先后被封为“北都”“北京”，成为与中都长安、东都洛阳并列的“三都之一”，并历时近三百年，铸就一座三城毗连、壕沟环绕的金城汤池。五代十国期间，凭借其得天的地理优势、独厚的自然资源，以及坚实的城池堡垒，晋阳城先后成就了后唐、后晋、后汉以及北汉割据政权，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兴之地。
宋太平兴国五年(980)，赵光义夺取久攻不下的晋阳城，收复了中原最后一个割据政权。因恐其“山川险固，城垒高深”，更怨其“衰则先判，盛则后服”，太宗下诏火烧水淹晋阳城，悠悠古都浩浩城池及此毁于一旦。其后，宋廷又降太原为军事紧州，移州治于榆次，并筑平晋县以处晋阳百姓，对太原极尽打压与排斥之举。
宋太平兴国七年(982)，出于防御之目的，宋廷又遣潘美、符昭愿，依托唐明监的河东军故城肇建太原城。据永乐《太原府志》载：“今府城，宋太平兴国七年，以所徙榆次地非要会，复阳曲县之唐明村，今府治是也。罗城周一十里二百七十步，宋太平兴国七年筑，四门：东曰朝曦，南曰开远，西曰金肃，北约怀德。”据传，宋廷在建造太原城之时，为了压制太原龙脉，特意铲平了太原城东北的系舟山头，藉“斩断龙角”之寓意；又将通行的“十”字官街改为“丁”字，取“钉破龙脉”的谐音。此说虽为民间传闻，概无正史记载，却被元好问写入其《过晋阳故城书事》一诗中，曰：“系舟山头龙角秃，白塔一摧城覆没。”“官街十字改丁字，钉破并州渠亦亡。”亦或并不都是空穴来风矣。
宋城西北，是高耸的崛围山脉，与系舟山隔汾对峙。崛围山上有崛围教寺，据载为大唐贞元年间创立，宋末毁于战火。寺前山巅有七层密檐砖塔今尚存，名曰舍利，史无详载，有说为宋代遗构，至少也是始建于宋吧。此塔恰处在宋城乾位的制高点上，向北可遥望天门关隘，向南能鸟瞰宋城全境，塔体虽小然位置显要，于宋城极目可视。太原45°轴线初现端倪。那么，此塔肇于何年，除佛教用途之外又有何特殊的意义呢？
塔，源自印度，本为佛寺收藏舍利、佛像、经卷或法器之所，传入中国后又被道教延伸作风水之用，其内涵不外乎：镇煞、聚气、补缺，守护一方的平安与昌隆。考虑到此塔之特殊地段，其风水意义应该远大于佛教用途，而宋城乾位之上已有崛围山脉高耸，用其补缺的可能亦不大，故其更多的用意或在于镇煞与聚气。之于宋，具体揣测有三种可能：一是抑龙脉、防内乱，与宋廷铲平系舟山头之目的同出一辙；二是镇边关、卫天门，捍御来自西北朔方契丹部落的侵寇；三是降白虎、止兵戈，护佑宋城一方的平安昌盛以及百姓的安居乐业。迄宋之后，太原再无帝出，然经数十年战乱纷争，百姓能够解甲归田、弃武修文，逾百年而无战事，盖与此攸关矣。即如明因大师与欧阳修的对话曰：“并民然后被政教，弃兵专农，休息劳苦，为太平之幸人。”
明洪武三年(1370)，明太祖朱元璋的嫡三子朱棡受封晋王，领地太原。洪武四至九年(1371～1376)，晋王岳丈，永平侯谢成奉敕营造晋王府、展筑太原城。据永乐《太原府志》载：“国朝洪武九年，永平侯谢成因旧城展筑东南北三面。周回二十四里，高三丈五尺，外包以砖，池深三丈。门八：东约宜春、曰迎辉，南约迎泽、曰承恩，西曰阜城、曰振武，北曰镇远、曰拱极。”与此同时还修筑了钟、鼓二楼，及此，八门四隅加钟、鼓十四座大楼，构成了锦绣太原城延绵浩荡、气势宏伟的天际轮廓。其中，鼓楼位于居中之位，且最为高大，成为太原府城的地标建筑与方位坐标。形家堪舆府城八卦皆以此中心。据康熙《阳曲县志·卷之二》载：“鼓楼，在都察院前，台高数仞，重楼三起，规制若八门大楼而高敞过之，前扁曰声闻四达，后扁曰威振三关，旧有铜壶滴漏。”期间，晋恭王又于旧址重建崛围山教寺、修葺舍利塔，作为其宗室国奉礼佛之地。由此，在广袤的太原盆地上，鼓楼与舍利塔遥相呼应，太原45°轴线始具雏形。
明朝初年，“科举无定年，场屋无定所，应举人数不多，姑借公署为之”。但随着科举的盛行，“人文辈出，解额渐广”，衙署之地已远不能满足科考之需要。故此于宣德年间，官府择府城东南，主文昌之运的巽位，藉陈彬宅院初置乡试考场；正统十年(1445)，又于原址兴筑山西贡院。据《太原府志·卷之六》载：“贡院，府东南，城隅。按《旧志》：‘周围二百一十步，地以亩四十七有奇。’正统十年建，在迎泽门东、承恩门西，面城背水，形势崇高。”其后于万历癸酉，又于南城壁起奎光楼、登仙桥，“规制背极壮丽，无以复加”。及此，府城东南成为文场密迩、文人必至之所。“藉以发迹者，不可胜纪”。由于贡院位处鼓楼与舍利塔的连线之上，这条45°轴线又多了一处重要的节点。
然，太原地势本就西北高而东南低，舍利塔与鼓楼的高度加剧了这种形势上的不平衡，彰显其“巽”位之缺。随着太原东南文场的云聚，其地势低陷所带来的风水失调俞加凸显。即如万历《山西通志·卷之二》在记述太原形胜时曰：“晋阳城重山遮障，开此平衍真一大形胜也。独龙稍不足，故文明不开；虎稍强，故其民挚悍，而世家亦少。”所谓龙(青龙)，意指太原之东，主文运、教化的方位；“龙稍不足”，即说太原东侧地形低洼平缓，故文运不旺。所谓虎(白虎)，意指太原之西，主武运、兵戈之方位；“虎稍强”，则指太原西侧山势高大险峻，故民风鸷悍。此说于太原日渐盛行，并引发当地士绅与乡民的顾虑，于是万历年间，被贬回乡拒诏隐居的名宦傅霖，也就是傅山之祖父，于太原做了两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大事。
一是倡建大钟楼。明初，太原钟楼原本位于钟楼街南端北侧，寿宁坊内的寿宁寺以西，与鼓楼几乎同处一条南北轴线之上。万历八年(1580)，旧察院的一场大火殃及钟楼，致其损毁殆尽。据傅霖《重修钟楼说》的记述，在钟楼被毁的几年内，太原城“疫病大作，饥馑荐臻”，上至王侯下至百姓皆愁苦叹息不知所措。在咨询堪舆家和阴阳师之后，最终又折衷于儒者之意见。傅霖曰：“拘而多畏，术者固然。《书》记卜洛，《诗》相阴阳，亦有取焉。”意思是说，堪舆家与风水师，皆拘泥而多畏之术，然《尚书》《诗经》均载先人通过占卜和阴阳选址之事迹，故其必可取之处焉。于是在傅霖的倡导和推动下，于万历十一年(1583)重建大钟楼，并迁于现址，钟楼街东段南侧的泰山庙对面。据道光《阳曲县志·卷之三》载：“钟楼，在西泰山庙前，额曰：凫氏洪声。明参议、邑人傅霖有《重建钟楼说》，创建年月日未详。”重建之钟楼，位于鼓楼东南，与鼓楼呈45°斜列。此种布局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府城巽位之缺，但由于同处府城之内，无法弥足太原城东南地陷之短。重建之钟楼，与鼓楼、崛围山峰连成一线，太原45°轴线昭然可见。
二是捐筑文峰塔。明万历二十七年(1599)，为进一步修补太原巽位之风水，傅霖又组织地方缙绅募资，于城东南的向山脚畔修建永明寺、文峰塔。据光绪《忻州志·卷三十七》《傅应期传》载：“郡地形左痹不胜右，缙绅学士建永明寺、宣文塔(文峰塔)于东山，以辅不足，推公(傅霖)首事。”另有宣文塔、文峰塔塔刹铭文佐证：“建旧塔功德主，山东布政司参议傅霖同男傅之谟。”“总理工程功德主参议：傅霖。”傅霖，嘉靖进士，身为大儒然又深谙道学，亦能采术家之言。作为首事，他在监造永明寺及文峰塔时，一反常规地将永明寺坐南朝北面向府城布局；置文峰塔于其东南巽位；将永明寺、文峰塔与鼓楼三点连成一条精准的45°轴线，其规划视野之宽阔、格局之弘大令人叹为止观。永明寺与文峰塔的兴筑不仅填补太原巽位之短，达到风水上的调和与平衡，同时让太原45°轴线趋于完整。万历年及其后，全国各地大兴文峰塔，太原文峰塔的选址思想影响到了其他地域。比如，天启年间汾阳建造文峰塔时，汾阳藉进士朱之俊即曰：“汾西山耸直，而巽位无文峰塔应之，为缺憾事。”
明万历三十六年(1608)，晋穆王朱敏淳邀请五台山著名高僧福登主持扩建永明寺。因与五台山寺庙重名，福登更永明寺为永祚寺，取自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，寓意“永远流传，万世不竭”。福登扩建永祚寺时，“旧塔微侧”，于是提出“更建新塔”，一是与之匹配，二是补其颓势，其议得到晋穆王的认可，以及万历皇帝生母，晋国母宣文李太后的嘉许。据山西监察御史苏维霖刊刻的《敕建永祚寺宣文宝塔舍利碑记》：“太原古帝都也，余昔登城四眺，山河漭荡，形家以为不足于左，宜象而益之。于是，纳僧福登发念创浮屠其高处，慈圣嘉其诚而佐之金钱，双影崔嵬。”福登，不仅是德劭的佛学法师，又是著名的建造大家。他在定位永祚寺佛塔时，对傅霖的规划心领神会，亦能取形家之言，与旧塔既没有左右并置，也没有前后纵列，而是沿其45°方向斜向排开，并精准地定位在文峰塔与鼓楼的连线之上。三点一线毫厘不爽，实难以巧合释之。道光《阳曲县志·卷之二》道出其由：“据堪舆家言，旧塔在城之巽方，关乎文运，不可双。今新塔倚于旧塔之后，城中高处望之，依然一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形家言文运之塔不可双，福登将新塔置于旧塔与鼓楼连线之上，从城中鼓楼望去，双塔重叠仍为一也。
为纪念宣文太后的懿旨与资助，建成后的双塔合以“宣文双塔”冠之。万历《山西通志》曰：“近有筑浮屠者，亦大有见。”即指万历年间，傅霖、福登于东南兴筑了宣文双塔，西北崛围山教寺与舍利塔亦得以大修；值得一提的是，期间傅霖还为舍利塔旁的龙王庙撰写《崛围重修龙王庙碑记》。及此，宣文双塔、钟鼓二楼与舍利塔连成一线，太原45°轴线浑然天成：轴线两端，一端是西北崛围山巅的舍利塔，一端是东南向山脚畔的文峰塔；同样是塔，一处是为了降白虎而抑兵武，一处是为了补青龙而兴文运，其堪舆之意大相径庭也，藉此太原“创山川之形胜，开文运之昌盛”。据万历《太原府志·卷二十四》载：“新建塔两座并寺一所，城外东南，高耸入云，为晋奇观。万历年建，起自堪舆家言谓‘塔在巽峰，则文运胜’。建后，连三科两庠中五人或七人或十人，其兆足征也。”明清两代，于兹中举者不计其数，其中又拔得进士者达2600余，含巍科9名，位列全国前十。及第之中，不乏成为国家栋梁之才，代表人物有明代的王琼、孙传庭、杨博、王国光、孔天胤，以及清代的陈廷敬、祁寯藻、孙嘉淦、阎若璩、徐继畬等等，可谓天开文运地毓灵秀，人才辈出也。
建成后的双塔就像一对孪生，不知者或以为同期而筑。登高远眺，太原山川形胜皆入望中，与西北端的崛围山峰遥相呼应，犹如苍龙之首尾；凭栏俯瞰，府城锦绣尽收眼底，与钟、鼓巍楼连成一线，斜贯之轴了然于目；驻足仰视，双塔挺拔隽秀巍峨耸立，犹如双笔蘸砚、两峰入云，故谓之“文笔双峰”“凌霄双塔”也，成为太原城东南的一处胜景。多少文人墨客到此信步、登高，留下众多吟诵赞誉之诗句。即如明·李溥的《登永祚寺塔》：“三晋楼城俯首看，一声长啸倚阑干。振衣绝顶青云湿，酌酒危峰白日寒。矗矗苍龙擎宇宙，绵绵紫气发林峦。我来欲把星辰摘，到此方觉世界宽。”双塔文峰、双塔凌霄，先后被康熙、道光《阳曲县志》列入阳曲八景之中，据康熙《阳曲县志·卷之二》载：“双塔文峰，在城外十里许东南巽地，两峰插天，日初出垂影河中，犹笔蘸砚，地形家言文风所尔。”此喻出自傅山《文笔双峰图》的题跋，曰：“双塔用形家者言，补太原文峰，各十三层，朝暾初旭，垂影河中，云仿佛笔之蘸研池也。”在双塔与鼓楼的轴线上，恰又有文瀛湖居中，后人将文峰塔喻为笔，文瀛湖比做砚，以笔蘸砚书写太原山川之秀、文昌之运。
至此，起自西北乾位，崛围山巅的舍利佛塔，止于东南巽位，向山脚畔的凌霄双塔，中间连接府城内鼓、钟二楼，五个制高点连成一线，形成“一轴斜贯南北，三塔据守东西”之势。这条45°的轴线人为大于偶成，是经几代人营造、数百年演化而成；是由儒释道合谋、官绅民共助而就，是傅霖、福登两位大师集百家堪舆、汇众生智慧，精心设计巧妙布局之果。它不仅是奠立太原山川形胜之轴，亦是护佑太原一方平安、开启太原文运昌盛之轴。
五处楼塔之外，这条轴线上，还连接了阳曲八景之中的四景，自西北向东南，分别是天门积雪、崛围红叶、巽水烟波、双塔凌霄；此外八景中的西山叠翠、土堂神柏、烈石寒泉、汾河晚渡亦距此轴不远。道光《阳曲县志》载：“天门积雪，即天门关，危峯入云，冬日积雪凝结成冰，晶莹可挹。崛围红叶，城西崛围山峯腰为多福寺，山庄头村踞其巅，暮秋霜降，满山树叶尽成朱紫。西山叠翠，城西皆山也，蜿蜒罗列，俨若屏障，晨霞夕晕，暮雨朝烟，翠色如流，皱纹可辨。土堂神柏，从烈石西望，山坳中有庙，曰土堂。内供石佛，相传像自土崖中塌出，有柏丛生，庙后遍覆殿宇，俗称怪柏，盖以其神也。烈石寒泉，烈石山下有泉，大小正侧不一，汇而为潭，方广数丈，清澈异常，左侧为窦大夫祠。汾河晚渡，汾水为东西往来要津。当日薄西山时，河底沙土凝结，轮蹄步担，临流竞渡，平稳无恙。巽水烟波，即文瀛湖，在城内东南巽方，相传科举年，水盛邑中中者必多。郡守郭公晋常放生于此。双塔凌霄，城东南郝庄双塔，日出塔影映入汾水，如笔蘸砚，术家以为文笔。”迄至今日，这条轴线及左右，还连接着森林、龙潭、文瀛、迎泽及双塔五大现代城市公园，以及多福寺、净因寺、英济祠、城隍庙、千年府衙、纯阳宫、承恩门、文庙与黄庙等众多洵为珍贵的历史建筑，可谓风物繁多遗存丰富，满载着锦绣太原城悠远的历史与厚重的文化。
如今，五个制高点惟鼓楼坯毁，让这一轴线失去了居统领地位的坐标原点，仅存四个也早已淹没在大道通衢、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之中，失去其原有的意境与内涵。然，至于古城之意义，太原45°轴线不啻于北京城的中轴线，是先人留给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，是锦绣太原城曾无与二的文化特色，理当留下痕迹，并得到保护与传承。
